上海周边5座有机农场：快乐种植 安全食用

　　本专题采访了上海周边的五座有机农场以及农场的代表人物，五个农场类型各不相同，既有休闲型、生产型农场，也有家庭型农场，每个农场推行的有机种植方式也不完全相同。

　　位于阳澄湖畔的悦丰岛，是一家休闲型农场。既要营造“城市近郊休闲游”的田野气氛，又要坚持做真正的有机农业，对悦丰岛岛主冯涛是极大的考验。

　　昆山的主城区正在修中环，一路拥堵。穿过尘土，来到阳澄湖边。沿着湖边一条木桩栏杆围住的小径，路过一片白的、紫的、黄的、粉的野花堆，抵达一座农庄。150 亩的农庄，有蔬有果，有鱼有羊，有蜜蜂有鸬鹚，有小木筏扁舟河上，还有座茅草屋，屋里有农妇，做得一手好菜……

　　这座满足你对“城市近郊休闲游”全部想象的有机农场，叫做“悦丰岛”。一个看起来天然去雕饰的农场，其实样样细节均出自人手。最能迷惑人的非野花莫属，大花金鸡菊、大滨菊、紫娇花、马鞭草、苜蓿……实则是两三年前分散撒入的种子，到如今却显出一副天然野花的派头。

　　岛主叫冯涛，他也是悦丰岛的第二任岛主，上任一年多。天气炎热，冯涛正满头大汗地和同事们一起布置餐桌，晚上，一个 20 人左右的公司团队要在农场内用餐。晚餐是小火锅，一张座位对应一只小锅，一副杯碟碗筷，一小盆蔬菜。涮锅的蔬菜均是刚从农场采摘下来的。

　　这是悦丰岛第一次在农场里组织晚餐，既满足了客人们与大自然亲密接触的需求，同时也是农场盈利的构成之一。晚餐地点是采摘亭—位于河塘和菜地之间的一座玻璃建筑，由竖向竹木格栅与外界隔开，垂直界面像一层薄纱一样半透明。原本，采摘亭只是用作清洗、切割蔬菜等初加工的场所，但建成之后，这个功能性为主的建筑竟与农场的水乡气质不谋而合，所以也成了举行活动的场所，比如“复活节寻宝”和有机蔬菜烹饪课。在悦丰岛，采摘亭只是一个能引起你兴趣的地点。随季节变化，还可在悦丰岛其他景点看鸬鹚捕鱼、喂养鱼群、采集蜂蜜，学包粽子，亲磨豆浆等等。

　　你绝对想不到，三年前这儿还是一片淤泥滩。起初，昆山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想在农场所在区块建一个生态公园，算下来养护成本高昂。为什么不做一个有回报的东西呢？比如种菜，可以吃，可以卖，也可以供应给临近的阳澄湖费尔蒙酒店。于是管理层决定，发展高端的无污染农业—有机种植。

　　有机农业是一个能让人产生美好想象的词，但有机农业的推广者，其生活中有的不只是田园风光，更有脚踏实地的坚持和辛劳的付出。

　　有机种植的前提是要有符合标准的土壤和水。水可从整体水质达到 III 类水标准的阳澄湖直接引流，关键是土壤。原本悦丰岛土地的有机质含量非常低，经检测数值为 7％，而东北土壤有机质含量能够达到 27％，于是从东北运来有机土拌入本地土壤；因为土壤板结厉害，又经过自然翻晒，人工挑出杂质颗粒。现在土壤有机质达到 12％，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产量比不上东北是难免的。

　　而真正使悦丰岛由“ 有机农业”走向“有机生活”的，是迁居于此的一家农户。农妇阿萍和她的丈夫沈师傅，是农场寻觅许久之后从苏州西山请来的“全能农家”。需要阿萍露脸的场合，她都会换一身行头：藏青底碎白花配斜搭扣的短褂，黑裤子，脑后挽个圆髻—一个爽利的江南农妇出现。河边一座小屋就是阿萍家，屋顶由茅草和竹竿搭成。河里一条小木船搁浅着。拾级而下，跳上船，划不了几下就到了岸边的蜂房。

　　这批蜜蜂是意大利品种，共 50 箱。周边的桃花、梨花、玉兰花、海棠花、香樟树等，是采摘百花蜜的上佳条件。天气晴时，每天可获约 40 公斤的蜂蜜。它们多由费尔蒙酒店的餐饮部收购，用于搭配甜点及菜肴，也向客人出售。

　　“采水的属于外勤蜂，它把水交接给内勤蜂。就像搞销售的，他负责拉客人，里面有服务员做招待。侍候蜂王的就一直跟着蜂王走，蜂王爬到哪里，它就爬到哪里，就像慈禧太后旁边有宫女跟着，打伞的打伞，打扇的打扇。”

　　大家喜欢与阿萍说话，不是没有道理的。这些妙喻，来自 15 年含辛茹苦的养蜂经验。

　　平日料理农活，每逢周末，阿萍会去费尔蒙酒店西餐厅她的固定摊位现包馄饨。也在户外烹饪课上教人包饺子、粽子、青团，表演炒茶—农场引进了苏州名茶碧螺春。或者在家烧一桌农家菜，教客人用石磨现磨豆浆。

　　刻意营造的农家氛围，也许会让人觉得悦丰岛只是一个农家乐而已，但如果真是这样，悦丰岛的存在也就没什么价值了。“我们不朝农家乐这个方向走。农场秉持的理念是一定做真有机。”每年年初，农场都要向南京国环机构报告蔬菜计划和品种，对方根据种植面积作产量预估。会员配菜、酒店供菜等都有相应记录，国环定期过来检查记录单，年终时与产量预估作交叉对比，大于预估量的就有问题。认证之后还会不定期抽查土壤，看是否偷喷农药。并且，农场所用肥料和种子，得在经有机认证过的单位购买。

　　追求“真有机”，前期资金投入相当大。不仅每年的认证费用高昂，还有省不了的人工费。锄草用人力，一天只能拔一垄地；治虫害也靠农民喷辣椒水。

　　与阳澄湖费尔蒙酒店的合作，是悦丰岛不同于其他有机农场的地方。悦丰岛 30% 的蔬菜供应给费尔蒙酒店，酒店的客人也是农庄休闲游的一大来源。之前不定时间不定人数的游览，让悦丰岛蔬菜损耗不少。有时拔萝卜的客人，嫌萝卜个儿小或不好看，就会丢在一旁。几次与酒店协调后确定：来采摘的客人提前一天预约，每次不超过 20 人，逢整点开场，活动时间限定为一小时。采摘范围会被划定，只有符合采摘条件的蔬菜才能被摘。

　　悦丰岛的另一个特点是，它和附近的几个公园一样，向市民免费开放，让大众认识有机农业。“慢慢地我们把有机理念推广出去，再退一步讲，要朝绿色农业的方向做，最起码不要施化肥，不要打农药，这样能带动整个大环境的改善。”

　　作为一家生产型有机农场，锦菜园的管理像企业一样有“成本和效率观念”。执行长周俊吉既是有机农业专家，对有机农场的水、土、植物等要素了然于胸，也是一个 CEO，担负着让农场赚钱的重任。

　　四月中旬的锦菜园，草莓、春菊、小葱、白萝卜、紫甘蓝、奶油生菜长势正旺，香草园中迷迭香、猫薄荷、柠檬香蜂草各自浓郁，鸡棚中芦花鸡和大白鹅咯咯抢食，野兔、野鸡、黄鼠狼偶尔闯入农田。

　　路过一片油菜田，周俊吉随手摘下一根小油菜的菜头，放进嘴里，说道：“有机蔬菜生的都很好吃，有股甜甜的味道，你可以试试看。”走到草莓田，周俊吉又俯下身，仔细地摘下一粒鲜红饱满的草莓，一边咀嚼，一边说：“好吃的草莓应该是甜中带有微酸，口感软软的。”

　　周俊吉来自台湾，是锦菜园的执行长，今年是他从事有机农业的第十二年。大学期间他学的是植物病理学，他把这个专业称为“贩毒系”，教的都是用农药灭虫。实习的时候，他每天的工作就是给农民开各种农药药方。但内心里，周俊吉觉得这是一件很不靠谱的事，小时候父亲因为喷洒农药中毒被送到医院的往事历历在目。后来，周俊吉在台湾中兴大学攻读植物病理学博士，开始研究怎么把微生物用作肥料和驱虫剂。2003 年博士毕业以后，加入农业生物技术公司永丰余集团，正式投身有机农业。

　　2011 年，一个台湾朋友找到周俊吉，请他帮忙管理在上海的有机农场。朋友的一句话让周俊吉深受感动，“走过千山万水，流浪那么多年，做农场你是最扎实的”。周俊吉欣然接受了邀请，担任有机农场锦菜园的执行长，也有了如今周俊吉台北、上海的双城生活。

　　锦菜园有一旧一新两块农场，每年有 100 多种蔬果及禽、蛋在此产出。每天一早，从农场采摘下来的蔬果，会立刻送到预冷室降温，然后送到流水线上由工人去除腐烂和带有虫洞的菜叶，擦掉泥土，然后包装、贴标签，以最快的速度快递到会员家中和进口超市。

　　在周俊吉接手锦菜园之前，这个上海滩最早的有机农场，已经几易其主，先后由日本人、德国人、香港人独资经营，但都因经营状况不佳而转手。但农场的操作方式还比较有机，土壤和水源的检测结果也大大好过周俊吉考察的其他几家上海有机农场，只有两个农药残留有痕量（即少量），周俊吉认为，那可能是从周边农场流过来的水带来的污染。周俊吉着手做了一些改进，首先，他给农场建了一个缓冲池塘，收集雨水，在水面上铺设人工浮岛，通过浮游植物的根系，吸附水中的农药和重金属残留。在土壤方面，锦菜园购买有资质的有机肥料，但会加做一次彻底发酵，杀死病虫害，此外，农场还自己用菜叶、秸秆、牛粪等制作堆肥。“然后就是栽种技术的改变：农民们都认为高密度栽培会带来高产量，但其实适当距离的种植，产量会更高。举个例子，一个 300 平方米的大棚，撒的种子虽然只有以前的一半，但优良率比以前更高。”

　　在永丰余集团的工作经验，让周俊吉学到不少管理方法。待他自己做农场时，意识到自己“不能和普通农民一样，而要有成本和效率的概念”，便着手设计公司制度。锦菜园的网站有一栏叫做smart buyer，即通过对家庭人数、体形的分析，给各个家庭配置合适的套餐。“卖菜也是卖产品”，周俊吉说。

　　他把台湾农场的一些表章、规格、制度都带到上海，使锦菜园的种植、采收都有详细记录。包装完的有机蔬果，盒上除了印有锦菜园商标和价格，还有配合国家有机认证单位的二维码，扫描后可确定有机蔬菜的认证单位、规范化流转和规格。种植过程中的细节也得到规范，例如棚内作物的间距要求是 45 公分，机械翻土至少翻两次，有机堆肥的肥料要充分发酵等。

　　采访那天，空气质量不太好，灰蒙蒙不见蓝天，自然而然也就带出了“上海是否适宜发展有机农业”的疑问。周俊吉认为，单纯从环境来说，现在全世界都躲不过酸雨，再加上农药污染等，他不觉得有哪里的生态环境更好。另一方面，运输成本会造成更大的污染和浪费，农业如果能够在地生产、在地消费，那是最好的。所以他认为，在上海只要能够找得到土壤和水是达到标准的，都应该鼓励做有机农业，“这样就会把上海真正变成一个有机的地方。”

　　据他介绍，台湾自 1995 年开始发展民间有机农业，迄今有机农场土地已超过 4000 公顷。台湾政府对有机农业的补助十分丰厚。农户若申请有机认证，先自己垫付认证费用，通过认证并拿到证书后，政府会把认证费全额退回。台湾还设立有机农业专区，300 至 1000 多亩的土地划成一个专区，租给无地却想从事有机农业的人，政府也提供一定的租地补助。有机农业技术的发展则仰赖一些农政单位的协助。

　　另外，拥有四万多个家庭会员的“台湾主妇联盟生活消费合作社”是有效的监督团体。主妇联盟社员为了让家人吃得好，一直寻找他们认为安全的食材，其中 60%—70% 是有机食品，由社员亲自到农场检验、挑选，合格者方购入，这样的检验至少半年一次。

　　“有机农业在上海刚刚起步，最大的障碍是有机食品价格过高，是普通食品的两倍以上。”有机农业为何成本高昂？关键在人力、技术和损耗。其中最令人心疼的是损耗。栽种时因为不能喷农药，病虫害一来，直接的损耗就会形成；采收时，为了商品包装需要的好品相，又会挑挑拣拣留下剩菜。

　　在台湾，挑剩的蔬菜有几种处理方式：一个是把它当作“惜福品”在专门的商店出售，它们外观差一点，但价格低廉。另一个是制成加工食品。第三种途径是捐给一些慈善单位，如育幼院、老人院。剩下的会转做饲料，喂鸡、喂牛、喂羊，或者与秸秆、树叶、杂草等混合，经过七道程序，做成有机堆肥。

　　因为观念的关系，上海的“惜福品”比较少，剩菜多做饲料和堆肥。“一个农场最好就是生态丰富，有动物、有植物，收来的菜渣、菜皮给鸡羊吃，鸡羊生产出来的粪便可以拿来当肥料，然后鸡又吃虫，帮你做一些病虫害防治。这是一个很好的自循环。”

　　为了吃上没有农药化肥的有机蔬菜，陈帅俊和妻子沈晖建立了梦田农庄。建成之后却发现从事农业并不简单，除了一家人比以前更辛苦，还面临着天气影响收成、客户不满与投诉等种种问题。

　　位于崇明岛中部的新河镇新建村的梦田农庄，靠近农场主人陈帅俊父母的家。这座上海郊区常见的两层楼房，敞亮方正，灶台飘香。进里屋，刚采摘的蔬菜还沾着新鲜的泥。沿屋旁小径走上几十米，便是豁然开朗的农田。

　　梦田农庄的创建说来简单。起初，陈帅俊只是想圆妻子沈晖的香草花园梦，而后加上些现实考虑：“市场上贩卖的含有大量农药残留的食品、激素家禽、反季节蔬菜、汞超标海鲜、重金属污染的河鲜，让我们真的不知道该吃些什么，有什么可吃的了。”于是，1980 年生的银行职员陈帅俊与外企员工沈晖，打定主意建个有机农庄。陈帅俊家几代务农，原有的两三亩田，再加上以每亩 800 多元的价格从村里租的地，凑足 50 亩。

　　2009 年冬， 梦田农庄诞生。陈帅俊和沈晖平时工作繁忙。幸运的是，有家人帮忙打理。

　　“妈妈，实际上的农庄总指挥，负责资源调配和人员沟通；爸爸，技术总指挥，农业、机械样样在行；陈帅俊，农庄主，负责对外联络和销售；沈晖，负责胡思乱想和市场营销策划。”这是梦田农庄“核心团队”的分工。

　　陈帅俊起初每月来农庄一两次，帮忙送货，最近妻子怀孕，两个人有事才回来。始终在农庄干活的是父母。陈爸爸从前在深圳工作，为了农庄，专门辞去工作回来。陈帅俊和沈晖会给父母一些建议，包括有机种植方法、更多应季菜品、客户喜欢的菜品等等。这份在家的工作比以往更辛苦，但收入高，陈帅俊每月发给父母 4000 元。

　　农庄平常有八九个帮工，农忙时十余人。小辈们希望父母不要节约人力—这点甚至由沈晖写入“公约”贴在堂屋门口，但父母习惯早起贪黑，常常一天工作十五小时，吃好晚饭都九十点钟了。“何必把这个农庄做得那么辛苦？身体搞坏了也不值得。”陈帅俊常劝说父母，但很难说服，“他们觉得能省，干嘛不省呢？”

　　说服种了十几年地的老人按“有机农业”方式操作是个难题。“不用化肥不打农药？种不出来的。”不用农药= 害虫多= 损失大—已形成惯性思维。陈帅俊决意推翻这个逻辑。

　　沈晖的哥哥在浙江大学农学院当教授，主要研究昆虫的生物防治。他推荐了一些防虫方法、工具和技术，经过实践，陈帅俊总结出一些有效防虫害措施：

　　一个是按季节种植，虫害高发时，特别引虫的菜就少种些。一个是用天敌相克的生物方法，如通过保护瓢虫来让其抵御蚜虫。一个是增加物理措施。农场平时悬挂杀虫灯；天热时，露天的鸡毛菜比较难种，就架防虫网；也会针对一些害虫使用黄板粘虫、诱虫瓶诱虫等；不然就人工捉虫。取代化肥的是沼液，它来自附近养猪场配套的沼气站，发酵完全的猪粪稍加清理，就是中国人千百年来使用的牲畜肥。

　　然而天灾不由人。梦田农庄成立后的第二个夏天，持续性的暴雨造成土地大量积水，河道水满，有些菜吃饱水直接腐烂，瓜果类藤蔓变黄萎缩，新的蔬菜一段时间内都无法播种，地层里水需要好几天的缓冲期才能排掉，如果遇到大太阳一照很多菜就会直接死掉……雨涝期间及之后的产量明显降低。

　　陈帅俊初次体会到什么叫“绝收”。更令他焦心的是客户由于蔬菜供应不足，又投诉了。

　　稍后，梦田农庄的网站上挂出一个投票：“使用大棚种植部分蔬菜，您能接受吗？”大棚菜的营养和口感不及露天的，但非反季节种植。最后陈帅俊选择折中妥协：农庄设立五个大棚，在气候不好时补充些鸡毛菜、小青菜等长速较快的绿叶菜，使蔬菜不至于断档。“大部分顾客的想法，当然是越健康越好，但是没东西吃的时候，他们的意见是最大的，我们必须保证每个季节都有适当的菜给他们，在这基础上做得更健康。”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当快递服务不佳，投诉应接不暇且客户持续流失时，沈晖觉得有些崩溃。梦田常用的两家普通快递不爱惜包裹，菜有时会摔坏，就有人投诉番茄裂开、青椒被掰碎—“我们怎么可能掰碎给你呢？是快递运输过程中压坏了。”尽管损失不多且承诺可补，但“大部分人会因为这些偶尔的问题，对整个服务都不满意，订了几次就不订了。”

　　沈晖对客户的抱怨很敏感。而且对农庄反复出同样的错误忍无可忍。陈帅俊劝她不要太在意，“把这个事情看淡，损失就损失了，有问题就改善。”几番研究，他更换了快递公司，这样即便分担到客户头上的单次运费比普通快递要贵上 20 元，但蔬菜的损伤率下降许多，客户仍然乐意接受；大棚种植的收获也带来菜品的补足，客户整体满意度上升。

　　“希望客户对这种靠天吃饭的有机农业有更多的容忍。也希望农庄能持续地改进，尽量给客户提供满意的服务。”回到梦田的沈晖，在博客上写道。

　　梦田农庄也是参与上海农好农夫市集的八家农庄之一。这八家农庄都是不持有机认证的小规模生产者。没有有机认证，意味着放弃了主流农产品流通渠道，即目前仍属于“奢侈品”的有机食品市场；也意味着稍低的价位、消费者与农夫直接沟通的人情味，还有消费者自觉的监督。

　　微博、博客、网站、淘宝网店，监督时时可进行，信任因此而生。遭遇自然灾害他们会关心，某年春节有人发来短信：“谢谢你们一年的辛苦付出，让我们吃到这么健康的蔬菜。”陈妈妈看到便落了泪。

　　梦田农庄也为陈帅俊带来一些环保和农业领域的朋友。从事有机农业教育的加拿大人 Denis 看到《》对梦田农庄的报道后前来考察。他挖起一块梦田的土壤，十分松软，是理想的有机作物生长地。

　　自然农法与有机农业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体系，前者强调人对自然的顺应，要靠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来维系。后者是一种工业化的生产模式，建立在规则、制度的基础之上。在坚持自然农法的道路上，老贾是一个孤独而又坚定的实践者。

　　眼前的6 亩小麦田，长势并不算好。相比于不远处其他农户的小麦，这片小麦偏矮，偏瘦，颜色较浅，而且长势不均，排水畅通的地方长得稍好些，积水的地方长得差些。麦田里，还有一些杂草挺立着。

　　贾瑞明，人称老贾。他当过兵、坐过办公室、跑过销售、开过皮具店、当过群众演员，后来到广东做驻村工作者，对三农问题发生了兴趣，来到上海以后，在崇明找了块地，做起了农民。

　　老贾现在种植的土地面积有 200 多亩，主要种植水稻、杂粮以及少量当季蔬菜。前面提到的小麦田只是他试验田的一部分。老贾奉行的自然农法，不同于一般的种植方法，甚至与有机农业都有一定的差别。有机农业允许使用有机肥，而自然农法连有机肥都不用，甚至主张保留杂草。农户、农业专家，都没办法给他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他只能自己摸索，而他开辟试验田的目的，就是想知道，不用化肥、农药，不用有机肥，如何才能提高农作物产量。

　　后来，老贾接触了有机农业，虽然不用化肥和农药，但有机农业依赖有机肥，而有机肥属于外源性肥料，不属于土地上自然产出的肥料，无法从根本解决问题。加上有机农业使用太多的防虫网、大棚，包括在地面上铺薄膜覆盖，他也觉得不够合理，塑料不能完全回收，对土地的危害会很大。而自然农法正好符合他的理念，不需要依赖外源性肥料，对土壤也没有危害。

　　老贾的 200 多亩地，很多都是土壤质量很差的复耕地，或者是被以前的农户施过化肥和农药的地。前者是沙地，缺少有机质，排水能力差，淤积的水分会导致土壤干硬，农作物根系伸不下去；后者就更不用说了，有着刺鼻的农药味，土壤板结严重。但即使在这样的土壤上，不用化肥和农药，他还创下了两年亩产 700 多斤大米的纪录，虽然低于其他农户亩产 1000 斤的平均产量，已经非常不错了。

　　土壤质量也有了很大的改善，其中一片用来做试验田的菜地，土质变化非常明显。“这片地在过去的三年里，基本上只盖草、不施肥、免耕。我现在拿一个铁锹，就很容易铲到底，土质很松软。”

　　但老贾还没能严格地按照自然农法种植。水稻亩产超过 700 斤，他觉得那是因为利用了菜籽肥的原因。承担着 15 户家庭蔬菜配给的菜地，会少量施一些羊粪，羊粪就是从村子里收过来的，无需远距离运输，而且因为羊吃的都是野草，因此羊粪比猪粪、牛粪等牲畜粪便受农药污染的可能性小很多。

　　自然农法中，人与土地的关系，不是对抗，也不是索取，而应该是和谐相处的朋友式关系，“就像一片庄稼地，你一定要照着亩产七八百斤那样去种，就是把土地当作一个工具去使用了。把土地当作朋友，它累了就让它休息，不要强求它了。”可现实是，人类并没有尊重粮食与孕育粮食的土地。“大家都把粮食当作商品，只求产量，卖得更多，赚更多钱。”老贾认为这是粮食问题的根源。

　　老贾推崇的自然农法，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也包括他的崇明邻居。那些几十年来靠农药和化肥种庄稼的农户，对老贾的做法极为好奇。他们一见到老贾，就会问他，“你真的什么也不用啊？”得到了肯定的回答以后，就会以一种好言相劝的口吻告诉他：“我跟你说，这样不行的，不用化肥农药肯定不行的。”老贾对这样的对话早就习以为常了。

　　6 年时间里，郭中一和他的家人朋友一起，把 200 多亩荒山改造成出产 40 多种香草的良田。香草制作的农副产品、护肤品在网络和集市上出售。另外，郭中一还在小团山开办书院，从事教育，并将之称为“人的有机栽培”。

　　安徽省合肥市肥西县铭传乡有一座小团山。它坐落于江淮分水岭，方圆两三百亩，海拔不过百米。本以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练兵处闻名。而今，在铭传乡提起小团山，人们的第一反应是台湾人郭中一。

　　郭中一祖籍合肥，原本是台湾东吴大学物理系副教授。2004 年，刚当选台北市合肥同乡会会长的郭中一首次拜访合肥后，随即联络了十余位台湾教育、文化、科技界的朋友，打算共筹 4000 万元，建造一个以香草为主题的有机农庄。

　　2007 年夏，郭中一的妻子、大学英文教师庄蕙瑛先行辞职，携二子来到合肥打前阵。几经周折，以每亩 400 元的全乡最高价租下小团山的200 多亩地。曾作为采石场的小团山是一片未开垦过的处女地，山上孤坟座座。在荒山上种野草？当地人觉得这些台湾人真是疯了。

　　初到荒山，表面的土层非常薄，最厚处仅 5 公分。为了填土，不得不从山脚取土向上填埋，卡车来来 1000 多趟。挖塘蓄水后，郭中一以豆科植物如白三叶、紫花苜蓿、蚕豆等固氮肥土，并利用废水、厨余发酵所得有机肥逐点施肥。白三叶、紫花苜蓿等也在树下生长，增加湿度。

　　第一年，几乎所有香草都被虫吃完，但郭中一坚持不施用任何药物，而是营造共生环境。譬如橘树下种罗勒田，以罗勒抑制害虫侵袭橘树；在稻田里放养小鸭，鸭子搅动可除草，鸭粪时时给稻子施肥，稻米成熟时，吃鱼虾田螺的鸭子也长大了。如此经年累月，原本岩层、土层浅薄、水源缺乏、生态单调的状况，取而代之为“时闻鸟鸣蛙鼓、雉桑间，晨见野兔出游，暮遇刺猬逡巡，黄鼠狼跳跃脚边”。

　　小团山的半山腰有座白色房子，半沉入地。这座欧风徽韵的“协同式住宅”，由台湾朋友徐纯一教授设计。采用徽派建筑的灰、白两种传统色彩，低调不张扬；也取南欧建筑依山取势、上下萦纡的特点。“别人盖房子是自外将房子堆栈起来，侵占空间。我们盖房子是种房子，让房子从地里头长出来。”

　　种出的不只是房子，还有 40 多种香草，它们被用来制作香草腊肠、香草茶、香草枕头、香草精油、香草醋、香草润肤乳、香草润唇膏……一张刚出炉的白芝麻甜薄荷馅烤饼，一张罗勒煎饼，一块桂花卷，加一壶孔雀草茶，配上甜菊的清甜，薄荷的凉爽，该是什么滋味？

　　小团山还是郭中一实践教育理念的地方。功利的应试教育向来为郭中一所恶。他的教育实践从两个儿子开始。先是念完初一的小儿子延极辍学归家，后来延极的哥哥延铎高中毕业后，也加入“家里蹲”队伍。延极以一年学完中学六年数学，读完《墨子》、《荀子》、《韩非子》等诸子百家作品及《史记》、《战国史》。延铎花半年把大学一年级微积分、普通物理念完，自学大学二、三年级课程。

　　2011 年 2 月，中英书院正式成立，接受外界报名。除了郭中一综理各项事务，太太庄蕙瑛教授英文、生活艺能课程外，他们在文化、教育、艺术界的朋友也来担当数理、武术、音乐、美术、语文等课程。还吸引了两位留学生来教英文。目前书院除两个儿子外，还有一位长期就读的广东学生和几位短期生，年龄各不相同。

　　郭中一把开办书院称为“人的有机栽培”。“应试教育以反复做题、严教勤考为化肥，却使得心灵的土壤盐碱化和板结；以删除体育、艺术学科为农药，却使得该有情感教育、美育、生活教育、人格教育的人性多样性破坏殆尽。”